曹康白
一、唐院三八食堂(1961年)
20世纪60年代初，全国经济困难时期，我在上小学。姐姐和我一日三餐在唐院教工食堂(三八食堂)用餐，凭家属餐券吃饭。
一天中午，我照例排队凭券领饭。看到前面的大人们领到的是一个玉米面饼，很高兴。比起平时黑色的、用“增量法”膨大过的红薯面窝头，今天算是“好吃的”了!不想，轮到我时，炊事员拿给我的还是黑色红薯面窝头，这才是家属的午餐，玉米面饼是专给教工的。我一时不能接受这一事实，坚持要玉米面饼。事情僵住了。此事正巧被一名在食堂帮厨的电机系教师看见了，他知道我是曹建猷的儿子，于是拿了一块玉米面饼给我，才算了事。
回家后，父亲看到我拿的玉米面饼与姐姐拿的红薯面窝头不同。问清缘由后，二话没说，拎着我的耳朵径直返回三八食堂，由我向炊事员和那位好心的教师当面认错，并换回了红尊面窝头。从西新家里到三八食堂这几百米的路程，让我觉得无比漫长，终生难忘。
二、唐院电机馆(1968年)
水1968年夏末，正值“文化大革命”时期，我无事在家(再过两个月我就下乡插队了)。父亲作为“牛鬼蛇神、反动学术权威”，被持续批判、斗争、改造已有两年多了。 。
一天晚饭后，我闲逛到唐院电机馆附近抓蟋蟀。我拿着电筒在黑夜里听着，找着。那晚蟋蟀叫得格外欢畅。不经意间，我抬头看到电机馆一间亮着灯的实验室里，有一个熟悉的面孔。我定晴一看，是父亲!他笔直地站在那儿，面向窗外，室内只有他一人。看起来，他是在被强令“反省”。父亲表情呆滞，一脸茫然。我不忍再看，扭过头一路跑回家。
“文化大革命”期间，父亲被批判、斗争的次数恐难计数，其场面我只能凭自己想象，不曾亲眼目睹。事隔几十年，在唐院电机馆窗下看到的那一幕一直清晰地印在我的脑子里。我一直很困惑：当时父亲脸上的表情到底意味着什么。
三、成都火车站售票处(1972年)
1972年5月，我的外婆在唐山病危。父亲和我从峨眉赶到成都，准备转车北上。当时我是下乡知青，21岁，到峨眉探亲；父亲已经“解放”，虽已55岁，经几年“文化大革命”的体力劳动“锻炼”，身体很好。
我们抵达成都后，得知火车硬卧票很紧俏，只有自己去想办法。我准备一人去排队，父亲坚持与我一起去。
那天凌晨3点，我们赶到成都火车站售票处。售票处院子大门紧闭，只有几个人在院外排队，我们依次排在后面。早晨5点钟，天还没亮，下着小雨，门外已经聚集了上百人。人们挤在一起，原来排队的秩序大乱，我和父亲被挤在人群中。这时，大门突然开了，人们拼命地向售票窗口冲去，大家心里清楚，只有冲在最前面才有可能拿到卧铺票。售票口离大门有三四十米的距离，我凭着年轻力壮，跑在前面，冲到一个售票窗口前排到第三名，心里很得意。过了片刻，我定下神来一看，真让我惊讶，父亲居然在另一个售票窗口也排在第三名。他跑得和我一样快!
三个小时后，我和父亲如愿买到去北京的硬卧票。
写于2007年9月
➢作者简介
曹康白:曹建猷教授的次子，成都电子科技大学工学博士。
